半岛取得肯特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兰开斯特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后，Sarah Waters（萨拉·沃特斯）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她的论文题目名为“狼皮与宽袍：1870年至今的女同与男同历史小说”。

　　Waters的学术背景是其小说与众不同的根基所在。在博士论文即将（但尚未）完成时，她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开始了《轻舔丝绒》的构思和创作。因此，这本小说除却被读者所广为赞叹的“故事性”之外，扎实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社会性”和“批判性”也跃然纸上。《轻舔丝绒》是一个女同故事，同时亦是一个伦敦故事和一个女权故事。它发生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呈现出女权主义在伦敦这座传奇都市的各种奇异表现形式。

　　故事的主体情节发生在1888~1895年的伦敦城。这座城市当时正被包裹在世界女权运动第一波浪潮的高潮里。时间上，第一波女权运动（一般认为其时间段为19世纪40年代~20世纪20年代）紧接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约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而发生，后者最大的特点表现在“机器”的发明和被大规模运用上。

　　“机器”弥补了女性与男性先天的劳动能力差距。同时，“机器化大生产”也瓦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生产结构。女性得以同男性一样进入劳动力市场（据统计，1888年，女工约占英国工业劳动力的1/4），参与到工业化生产的新经济中，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个体独立性的增强。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核心，是解决女性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与政治地位依然低下的不协调状态，目标是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把《轻舔丝绒》放到上述大背景下，就会发现，“女同故事”只是小说具有的丰富维度中的一维。事实上，Waters在叙述中安排了大量有关女权的人物、线索、细节，带着批判性的笔触，精心描绘出一幅19世纪末伦敦女权众生相。

　　众生相最中心的人物，是小说的第一女主角Nancy。整个故事围绕她先后的三段同性恋情和三位女性情人而展开。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滨海小镇到伦敦，从各大剧院到穷街陋巷，从西部富人区到东边贫民区；出现的人物有小镇淳朴的牡蛎餐馆之家、剧院圈子的各种角色、上流社会的贵妇组群、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等等。有关女权的主题，就被安插在这些目不暇接的地点和形形的人物身上。

　　“你吃过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吗？”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滨海小镇牡蛎餐厅爱唱歌的小女儿Nancy，爱上了前来巡演的男装丽人Kitty，在狂热的单恋状态下，以服装师身份同她一起到伦敦发展，因机缘巧合也成为一名男装丽人演员的故事；这段恋情以Kitty最终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取向，选择嫁给经纪人Walter而告终。

　　基于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家庭”的男权制的社会控制理念，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曾不约而同地禁止女性参与戏剧表演。在英国，现代戏剧起源于教会，为了让文盲和低文化水平的教众能更好地理解教义，弥撒的一些部分会以简要的戏剧化表演来呈现。同不允许女性担任神职工作一样，参与该项“表演”的人，被严格限定为男性。

　　这种宗教性的表演后来慢慢从教会脱离出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最后发展成正式的戏剧。然而拒绝女性表演者的做法却一直被延续下来，原因是男权对表演行业的垄断。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女性角色——奥菲利亚、克利奥帕特拉、朱丽叶等，最初都是由年轻俊美的男性（姑且称之为“女装俊男”）扮演的。一直到17世纪后半叶，女演员才得以登上舞台，亲自出演原本由男性错位替代的女性角色。

　　以男装丽人（male impersonator）作为一部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小说的描写对象，很有时代性，也很绝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戏剧舞台上出现的男装丽人，是女性第一次在公共生活领域公开以“男性”身份“抛头露面”的实践。与之前的“女装俊男”不同，“男装丽人”是主动地、挑战性地自主选择了“男性”的外表。

　　小说中，Kitty首次现身的时候，“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男士西服，袖口和前襟镶着闪亮的丝绸。翻领上别着一朵玫瑰，前袋里插着一副淡紫色的手套。她背心下面穿的是雪白笔挺的衬衫，立领有两英寸高。她的领口系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这是当时男装丽人演员的典型形象，她们看起来像帅小伙，但又在细节之处“穿戴”细腻的女性符号半岛。她们表演的内容，通常包含带有一定讽刺性的歌词和对男性举止讽刺性的模仿。

　　男装丽人与女权主义在心理层面上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女性对自身“第二性”地位的反思，首先来自“身体上”两性生理性别的差异。这种生理差异如何最终导致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女权主义先行者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男装丽人首先挑战的，就是男女生理性别的差异。表演者在生理性别之外，获得了一种“表演性别”，在戏剧世界中毫无障碍地“践行”了男性的生活状态。其次，男装丽人也挑战了女性在“心理层面”亦必须作为女性的桎梏，在非黑即白的男权制性别观念之上，创造出了一个本就存在的“模糊地带”。戏剧表演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通过“表演”来进行个体和群体身份构建的。

　　当代女性主义学者Judith Butler提出，“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这个观点具有相当深刻的创见，本质上，性别难道不是同其他被拟制和信奉的符号一样，是人类用以进行身份构建的整个“表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吗？

　　历史学者不常空穴来风。Nancy和Kitty的这段故事，可以从真实历史中男装丽人表演风靡时期的许多人物身上找到影子。英国最著名的男装丽人演员Vesta Tilley想必就是Kitty这个人物的原型，她3岁就登上了舞台，6岁开始“男装丽人”表演，坐拥女粉丝无数，而最后她也嫁给了剧院经理人Walter（与小说中Kitty的丈夫同名）。真实版的男装丽人的爱情故事上演在美国，著名男装丽人演员Annie Hindle嫁给了她的服装师Annie Ryan（生理性别女，社会性别男），婚姻一直持续到Ryan去世。小说中，作者没有安排这么美好的结局，Nancy被Kitty无情背叛而流落街头。

　　相对当下尖锐热辣、大胆挑衅的“变装文化”，维多利亚时期的“男装丽人”表演是隐晦斯文、模棱两可的，以一种讽刺、调侃的方式对传统的两性差异进行了探索性的挑战，在当时的流行文化中注入了一抹女权主义的色彩，可以说是女权的一种戏剧表达。

　　Sarah Waters居然在心碎流泪的恋情之后，安排了一场上流社会乱性生活的猎奇故事。Nancy流落街头后，延续她的“表演”，成为一名“男妓”，她被西区寡居贵妇Diana窥视跟踪，并成为她豢养的情妇/夫。小说第二部分的故事充斥着复古、颓废、激情、堕落，好似一场上流社会隐秘色情的巡礼。这部分同女权又有什么关系呢？

　　“酷儿”贵妇们的活动组织——女士俱乐部——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女性组织形式。Nancy被Diana第一次带出门“展示”，是去到萨克维尔街的卡文迪什女士俱乐部：一个上流社会贵妇聚会场所。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证据，而我们从一般的生活观察中亦可发现：女性更倾向于“一对一”的朋友关系（比如，女性在亲密伴侣之外通常还会有一个“闺蜜”），她们维系友情的方式是私密的“谈心”；而男性更喜欢“俱乐部”这种形式的社交方式（男性的友情相对更加随意与疏散），他们的友情通过一起“活动”来保持。

　　“俱乐部”很可能起源于人类最初以男性为主的小型群体“狩猎”活动。“她们穿的是裙子，却像那种裁缝专门做出来标新立异的衣服，像是匆匆缝制的男装。好多人穿的像是外出服或女骑装。有些人戴着夹鼻眼镜，有些戴着用丝带拴着的单片眼镜。有一两个人的发型非常惊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女性聚会上见过这么多领带。”Nancy在卡文迪什俱乐部所见到的景象，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男性俱乐部的“女性版”。

　　19世纪末以前半岛，女性基本没有权利像男性一样加入“俱乐部”。世纪交替之际，女权意识觉醒，女性开始建立自己的俱乐部。上流社会有模仿男性俱乐部的高端女性俱乐部，中产有职业女性俱乐部，工人阶级也有女工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为女性群体提供了自己的活动组织和空间。除了提供交流机会和社会服务之外，其中的某些还成了女权运动的基层组织形式。1859年，Theodosia Monson女士在朗汉姆19号自费为《英国妇女杂志》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同时设有阅览室和咖啡馆，很快那里就成为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诉求的进步女性聚会场所，以“朗汉姆女士协会”而闻名，成为英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组织。

　　尽管小说中带有“变装”色彩的上流社会女士俱乐部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且描写的侧重点是贵妇们堕落的异色生活，但有趣如Waters半岛，也在其中夹带了一些有历史依据的“女权”私货。谁能想到放荡且热爱的贵妇Diana，居然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呢？

　　和很多表里不一、性格复杂的权势人物一样，Diana的公众形象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一位女性参政的支持者，她的阵地是一本叫做《箭矢》的女权杂志。该杂志并非杜撰，确实是一份在1892~1899（和小说中的时间一致）年间发行的周刊，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讨论活体解剖、服装改革、儿童保育和素食主义等在当时非常激进的议题。

　　资料显示，《箭矢》杂志创办初期的办公地点在河岸街，距离小说中卡文迪什俱乐部也就一公里左右。而小说结尾，Nancy在集会再次看到Diana的时候，她依然在为《箭矢》杂志奔忙，那是1895年。历史学者进行虚构创作时，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这正是阅读历史小说的别样乐趣所在。

　　然而为什么有权有势的贵妇，对看上去仿佛更符合中下阶层需求的女性政治权利如此热衷呢？19世纪末的英国，女性与男性的权利不对等，在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普遍存在。举一个熟悉的例子，曾经大热的英剧《唐顿庄园》，就讲述了在20世纪初依然存在的贵族长男继承制下，没有儿子的贵族家庭中，女儿受到继承权摆布的婚恋故事。要改变诸如上述继承法的男女不平等法律制度，指望被男性全然统治的上下议院是不靠谱的，女性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言人，成为议员，才有机会为个体和群体争取更多平等的经济和文化权利。这种基于作为“女性”本身而产生的诉求，当然不分贫民与贵族。

　　经历了刻骨心碎的初恋、激情堕落的虐恋之后，Waters终于安排了一位“禁欲系”的爱人给女主角。Nancy再次被抛弃后，踉跄地找到了与之仅有两面之缘的社会主义者Florence和她哥哥Ralph的家。在这个为了工人和贫民权利而奔忙的家中，Nancy逐渐对真实的自我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开始思考除了自己自私的爱恨情仇之外，或许还有更具意义的生活和真正平等真诚的爱情。

　　Florence和Ralph两兄妹的组合，有意或巧合地映射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英国特色。19世纪末半岛，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女权运动与社会主义关系紧密，出现了女权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该流派认为，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受到压迫的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书中主张“女权主义应该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能够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小说中，Florence一直从事的女性社会福利性工作（孤女之家、女工合作协会等），正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所实践的另一个主张：女性长期以来的不利地位，不是个人能力造成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不能仅依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的“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保护性立法和的特殊救助措施，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女权理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很有实践价值的一个方面。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人物Eleanor Marx——Florence曾经深爱过的Lilian的精神偶像——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位作家、演讲者，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Ralph这样描述她。Eleanor是Karl Marx（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16岁起就开始担任他的秘书。虽然在各种女权主义著作中并不常被提及半岛，但她在英国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母”。

　　工会运动充斥着小说的第三部分。真实历史中，Eleanor是英国新工会主义（运动失败后兴起）最初的、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是她把女权主义引入工会运动中。她同丈夫Edward Aveling合著的《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革命性著作，其重要性不亚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难怪在小说中，她被如此推崇，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存在。

　　只是，很不幸，作为女权主义者的Eleanor，同时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她在43岁那一年因丈夫的不忠服药过量而去世。至于为什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会在英国生根发芽，而不是在欧陆的其他国家，本质上是因为英国对社会主义的宽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19世纪中期，Karl Marx相继被法国、比利时、普鲁士、法国（再次）驱逐处境，最后收留他的是英国。没有英国保守却宽容的一贯政治传统，就没有出生在伦敦的Eleanor Marx，以及她后来引领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

　　小说的第三部分积极昂扬，顽强的女主角终于活出了真我，一直被辜负却依然勇敢地去追求一份基于平等关系的、表里如一的爱情。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在她周围发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对自我社会性别的认同和再思考。小说结尾，Nancy和Ralph共同完成演讲的段落写得相当激越精彩，她已经不自觉地成长为一名对女权和社会主义有了全新认知的新女性，而这一切都源于她的新爱人Florence。爱上一个可敬的人是何其幸运，情爱的吸引力是一时的，人格魅力的吸引力是一世的。

　　《轻舔丝绒》是Sarah Waters的处女作。这部小说和很多处女作一样，并非十全十美；而她后来的几部作品各有各的精彩。但是，《轻舔丝绒》依然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最爱，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BBC剧集《南茜的情史》，也在同志群体以外俘获了全球更广泛受众的心。小说的成功和持久的生命力，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大有关系。

　　作者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是在1995年，她29岁。“我记得90年代，我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作为一名’同志’的阶段，很年轻，住在伦敦这样的地方。”Waters后来谈到小说创作时她的心理状态。而那个年代，又恰好是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发生的时间，这一波女权主义的中心议题之一，与Waters本人的性取向和《轻舔丝绒》的另一个主题密切关联：女同性恋。“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浪潮，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的阅读，我开始写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英国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小说的鼎盛时期。”Waters接受某个采访时说到。

　　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背景下，Sarah Waters不可避免地，会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写女同故事；作为一名同志，她自然地也以其女同志的身份来探讨女权。社会背景和作者个体的生命体验，在任何创作过程中，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小说最后呈现出来的样貌看，故事虽然发生在19世纪末的伦敦，但20世纪末伦敦乃至全世界上演的新一轮女权主义运动也在其中刻上了深深的印记，让一个原本复古悠远的历史故事，显得现代感爆棚。